。“虐恋”一词在中国是由老一辈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最先提出的，但是，直到二十世纪末，李银河的《虐恋亚文化》才真正为我国填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白。她将“虐恋”定义为一种将快感与痛感联系在一起的性活动，或者说是一种通过痛感获得快感的性活动。（无怪乎汉语“痛”与“快”二字结合在一起构成词组“ 痛快”。）
一、虐恋产生与发展的科学依据
长期以来，人们看待虐恋现象或问题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是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观点，认为施虐心理是男性固有特征，而受虐心理是女性固有特征；另一种是以福柯为代表的，视虐恋为权力游戏和纯粹感官享受的观点。弗洛伊德曾经说过：“虐恋现象的根基，不难马上在正常人身上找到”。［1］无论对虐恋持肯定的观点还是否定的态度，我们不得不承认它是客观存在的，它的产生与发展自然有一定的科学依据。
1 . 虐恋产生与发展的生物学依据
生物学家认为，生物界中普遍存在着SM 现象。最能证明这一点的是非洲的一种毒蜘蛛，俗称“黑寡妇”。这是一种在交配过程中把雄性配偶咬死并将其脑袋吞噬的雌性蜘蛛。外国文学作品中常用这种“黑寡妇”来形容心狠手辣的杀夫悍妇。但是，这种“黑寡妇”在非交配期的日常生活中，却从不会侵犯其异性同类。换句话说，“黑寡妇”侵犯雄性蜘蛛的行为仅仅发生在交配过程中。为什么这种雌性毒蜘蛛会有这样怪异的性行为特性呢？美国的科学家对此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在雄蜘蛛与雌蜘蛛交配过程中，雄蜘蛛通常是不会发生射精行为的。只有在受到侵害，尤其是在其脑袋被咬掉，处于濒死状态的时候，雄蜘蛛才能发生射精行为。也就是说，雄蜘蛛是通过受虐的方式才达到性高潮的。美国科学家还进一步通过实验发现，如果把“黑寡妇”的攻击武器———一对利齿除掉，使其不能伤害雄蜘蛛，在整个交配过程中，雄蜘蛛一直不能发生射精行为。具有这类极端性行为的昆虫还有螳螂。雌性螳螂在交配过程中也会把雄螳螂咬死并吃掉。［2］这样的情节在动画片《黑猫警长》中就有所体现。雄螳螂的生理机能与雄蜘蛛应是大致相同的。在其它一些有群居习性的动物（包括猴群和狮群）的性行为中，也普遍存在SM 现象。
2 . 虐恋产生与发展的社会学依据
人类之间的SM 现象也是有其普遍性和科学依据的。有专家学者把人类中的SM 现象说成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所形成的产物，因为SM 的物质基础，如绳子、镣铐、皮衣、电动阳具等，无一不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李银河在《虐恋亚文化》一书中介绍了西方学者的观点：SM 的成因来自人内心的“攻击性”，来自“焦虑感和恐惧感”，来自“负罪感”，来自“对爱的渴求”，来自“权力关系”，等等。有的外国学者通过撰文立说把虐恋现象提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比如美国心理学家克莱尔曾在文章中说：“从施虐者角度看，受虐待者代表未被征服的客体，虐待工具代表生产力要素中征服自然的生产工具，不同的征服方式代表了征服自然客体中的主观能动性，整个施虐的过程就是人类征服自然客体的过程。而从受虐者的角度看，施虐者代表了征服自然的主体，虐待工具代表了应对征服自然客体中遇到的种种困难和束缚的手段，施虐者意欲征服的大自然在此时以客体的角度存在。整个受虐的过程就是人类由于巨大挑战欲的支配在征服自然客体的过程中征服某些暂时未能征服的客体的过程。受虐者的挣扎和呻吟代表了对自由的向往和不服输的斗争精神。于是，我们从中不难发现这与我们平时一方面骄傲于现代文明（施虐者已完成的征服），一方面又无不感叹大自然神奇魅力（未被征服的客体）的矛盾情结，两者是完美的辨证统一。［3］
自19 世纪30 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女性天生有受虐心理的观点，不仅文化界这样认为，医学界也有这种看法，虽然这一观点是为女权主义者所反对的。女权主义认为受虐心理是邪恶的，而这种心理却像山像河一样，是一种客观存在。
其实，在中国，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的方针的深入人心，根本改善人的生存状况的课题已经纳入学者们的研究范围，性生活的质量—这个长期以来被人遗忘或有意回避的议题，正在学术层面上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李银河女士的性社会学系列作品就是这种关注的突出表现之一。而其专著，《虐恋亚文化》，颇有点惊世骇俗，一时难以被循规蹈矩的人们所接受，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此书是关于西方虐恋文化的介绍性著作。她在书中断言，虐恋绝不是其他文化中特有的现象。的确，人们认为虐恋似乎离中国相当遥远，它远未形成一种文化，然而虐恋现象在中国确实客观存在着，现实生活中有带虐恋倾向的游戏和表演，文学作品中也有含虐恋意味的描写，不过在多数情况下遭到主流文化的压抑、掩盖和否定，不能自由发展。已故学者潘光旦先生在《性心理学》的译注里收录了一些古书中记载的特例，李银河在《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里也有对生活中虐恋现象的个案调查。
二、中国文学、影视作品中的虐恋现象
中国的主流文化，从古至今，几乎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禁欲主义的特征，当然绝少提到虐恋现象。然而在远离圣殿的民间，尤其在少数民族和边远地区，主流文化的统治力量相对薄弱一些，人性的展示也就相对自然和充分一些，生命更显活力，生活更有乐趣，虐恋的体现也更加彰显。中国民间有句俗语“打是亲骂是爱”，就包括了身体和语言这两种方式的虐恋。这句俗语生动简洁，既具情调又有理趣，实在算得上是中国人创造的虐恋格言，而且它已经演化为成语“打情骂俏”或“打情骂趣”。可见虐恋并不神秘，更非西方人所独有，它作为一种非常态的性行为方式和性心理倾向，在中国也普遍存在。
明代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素以色情著称，用大量笔墨细腻入微地描绘了西门庆的性生活，揭示了其荒淫丑恶，而且男女极不平等的一面。西门庆由商入官，称霸一方，在家里也是绝对统治者，人称“打老婆的班头，降妇女的领袖”。作者把他描写成了典型的施虐者。在书中也表现出了男女双方自愿的虐恋游戏。该书被视为丑陋的，不健康的作品而被冠以“淫书”之名长期遭禁。实际上，作者在描写西门庆私家生活的同时也暗示了人世间男女或善或恶的本质，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
有“西部歌王”之称的王洛宾的著名民歌《在那遥远的地方》脍炙人口，歌词虽然没有直接写“虐恋主义”，却以男性抒情方式描绘了被心爱的姑娘鞭打的受虐幻想：“我愿做一只小羊，跟在她身旁，我愿她拿着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这为虐恋在中国普遍存在于人们的潜意识之中提供了一个有力佐证。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芳菲之歌》写日本高级女特务梅村津子暴打依附日伪的清室后裔白士吾，对动作、表情、外貌、心理都描写得有声有色。这一人物血肉丰满，性格复杂而鲜明。梅村津子在把白士吾抽打得嘴巴出血之后又和他紧紧搂抱着跳舞甚至做爱，她狂喊“我要权力！支配一切的权力！我也要享乐！尽情地享乐！”杨沫的写作主题是革命，是政治，她本来无意表现两性间的虐恋，然而却在作品中歪打正着地写出了施虐者对权力和享乐的情感体验。
1995 年由魏明伦改编再创作的川剧《中国公主杜兰朵》在第四届中国艺术节上名列榜首，并获得十二项单项奖，成为此次艺术节上唯一一部专家、领导、观众、同行都认可的“状元戏”。这个惊心动魄的爱与死的故事被如此广泛地接受，足以说明古今中外，虐恋之心，人皆有之。该剧的主题是歌颂爱与美的，但故事中蕴含着虐恋的意味，这在魏明伦笔下更加明显。他实际上写出了虐恋现象产生的原因—“百姓饱暖思情欲，公主无聊出绝招”；也写出了虐恋的心理—“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无名氏浇花一场简直是虐恋的绝妙象征：他抚爱玫瑰，却被玫瑰刺伤手指，呼疼吮血，复又乐在疼中，唱道“爱花偏爱玫瑰花，花越多刺越爱她”。
曾一度打动观众的《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是一部剖析并抨击家庭暴力的电视连续剧。该剧真实反映了优秀的脑外科医生安家和（冯远征饰）对妻子梅湘南（梅婷饰）的虐恋。梅湘南因为爱而隐瞒了过去曾遭强暴的事实，受到丈夫的无端猜疑。由于性格扭曲变态，安家和总是怀疑妻子有外遇，便对其百般虐待，他的行为无意中被一个偷窥者拍成录像。当偷窥者拿着录像带找他敲诈时，他恼怒之下失手将偷窥者杀死，于是沦为了杀人犯。而梅湘南遭到暴力后，因为传统的“尊严”和残存在心底深处的爱，忍辱负重，努力维系着家庭的完整，祈盼丈夫的转变。结果却遭到丈夫更深的猜忌和更为恐怖的暴力虐待。终于，她从逃避走向反抗，走向为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和真正尊严而斗争的道路。
三、虐恋的社会学意义
中国文化中客观存在着虐恋现象，中国人的性心理也普遍带有虐恋倾向，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可以预期，在中国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人们的生存状态进一步改善，思想进一步解放，对生活质量的要求进一步提高之时，他们各种各样的幻想将付诸实践，虐恋将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有情男女喜欢的一种互相表达浓情蜜意的游戏，一种自由，快乐而不伤害两人世界以外其他人的一种生活享受。文学、影视作品中的虐恋描写也将开拓出一片新的，对人的生命之丰富多彩予以充分展示的审美空间。从这一角度而言，虐恋可以算作一种艺术，一种生活的艺术和性的艺术。
正如李银河所指出的：“虐恋给人们的最重要的启示就是自由感、快乐与狂喜的经验和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它是性感的极致，是人类性活动及生活方式的一个新创造”。而“爱情在虐恋关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4］在福柯看来，它是人的一种自愿的选择，是人对快乐的追求。虐恋者就是追求虐恋这种特殊快乐的人，他并不是不得已而如此。
他并没有一种天生的欲望叫做“虐恋”，他也没有一种与生俱来，不可更改的身份叫做“虐恋者”，他只不过是选择了对虐恋这种快乐方式的消费和享受。［5］美国著名的金赛性学研究所的格伯哈德（Paul Gebhard）说，虐恋不是一种病理现象，而是一种以文化为根源的社会现象，这一文化是在统治与屈从的基础上运作的，而攻击性是受到社会赞赏的价值。
四、结语
既然虐恋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各个阶段和各个层面，我们就不应该去回避它，我们社会的主流文化不应该排斥与歧视它。我们越是不敢或不愿正视它，它所暴露的弊端就会越多，像虐俘、强奸、家庭暴力以及人们之间的与社会发展不和谐，不适应的案例就会越多。正如艾滋病和同性恋等现象一样，以前主流社会都是避而不谈，但是，等到这些现象的危害充分显露，变得一发难以收拾的时候才去面对它们，我们就会陷于十分被动，尴尬与无奈的境地。本文从国内外文学、影视作品及现实生活中引用大量实例来论证虐恋客观存在的科学依据，是为了说明虐恋绝不是一种病理现象，而是一种文化现象。我们的主流文化不应该断然回避虐恋现象，而应该从文化和社会的多元性等学术层面来正确看待这一现象，以便正确引导有虐恋倾向的人群，不让他们的行为危及家庭，危害社会。如果我们对虐恋现象或SM 文化不去谈论，不去面对，不让主流文化接受它，引导它，它势必在某些层面上不适应我们社会的健康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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