虐恋在中国“网络风行”，“中国性学专家”李银河女士是“劳苦功高”的。
李银河为介绍西方虐恋概况所编译的《虐恋亚文化》成为许多虐恋者的经典。李银河认为“在西方，虐恋是一些中产阶级以上人群才会去玩的东西，有许多精致的道具。在中国也是这样。” 她在其博客中说：“我倒是觉得那些反对虐恋的人很变态。他们仅仅因为别人有一点跟自己不一样的感觉，仅仅因为自己不能理解这种感觉就痛骂别人，显得没有教养之极。如果中国这样的人多了，中国只能永远是一个野蛮的国家。而如果喜欢虐恋的人多了，倒不见得有这样的坏处。”
李银河女士的这些“高论”引起了“众怒”，受到“虐恋”反对者的无情地鞭笞和顽强地抵制，甚至是疯狂的漫骂和人身攻击，最后，在其单位领导的出面劝导，李银河决定“封嘴”，用她的话说就是：“少见记者，少说性”。
李银河女士为什么受到围攻和漫骂，李银河女士为什么被迫“封嘴”？有位网民认为：“李银河一直不能系统的阐述她对‘性革命’应该怎样实践的理论，因为她自己对自己现在向公众推介的东西也没多大把握，对于别人提出的一些质疑，她一直都没能正面回答，这样不负责任的学者还是少些为好。”这位网民的话深刻尖锐一针见血击中了要害。李银河女士把虐恋介绍到我国，并认为“虐恋”绝对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亚文化现象，是一种很精致、很高雅的行为。不可讳言，正是李银河这种草率研究和不负责任的“推崇”才把虐恋搞成了说不清道不白百的“四不象”，斩不断理还乱的“乱麻”，误导了社会道德的性意识，使许多不明真相的青年人盲目追求，造成不良的“网络风行”，其影响是不容忽略的。
笔者简要系列分析李银河女士在介绍“虐恋”过程中的失误，以便人们准确把握“虐恋”的概念，认清“虐恋”实质，从而正确理解和看待虐恋。
李银河女士失误之处有如下几点：
其一、李银河女士在虐恋翻译上功课做的不到位。
虐恋一词英文为Sadomasochism，是法国施虐作家撒德（Sadism）和受奥地利受虐小说家马索克（Masochism）二者名字的合成词。它的简写即我们通常所说的SM。由于SM的活动中最常见的两种形式是鞭打和捆绑。因此有人又将SM活动简写为 D&B或DBSM。SM是个专有名词。它正确译法应该译为“性虐待游戏”，或“性虐游戏”。
我国，SM早先翻译为“性虐待”，也称性虐待狂，还称性变态。它是一个充满令人厌恶、恶心、不雅的、污名化了的贬义词。其实这是早先人们对SM行为难以界定和非常不理解而造成的误译。这时的SM常常被讽刺为“性虐狂和性被虐狂”，或“性虐待癖和性被虐待癖”。李银河女士提到：“将‘SM’翻译成‘虐恋’是我国老一辈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提出的。这个译法令人击节赞赏，因为它不仅简洁，而且表达出一层特殊含义：这种倾向与人类的恋爱行为有关，而不仅仅是施虐和受虐活动。”这无疑肯定了最早将“SM”翻译成“虐恋”的人是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但真正使“虐恋”一词，发扬光大家喻户晓的是李银河女士。李银河女士所编译的《虐恋亚文化》是中国有系统的介绍西方虐恋行为的第一本书。它使虐恋一词广为流传。在加上李银河女士对虐恋的“推崇”，使得虐恋成为一时的争论焦点，引起广泛的关注。李银河女士对虐恋的贡献之一就是对虐恋的去污化有一定的作为；贡献之二是加速了虐恋的传播速度。
但在虐恋的翻译上，李银河存在着一定不周和不到位的地方。在中文中的“性虐待”，是个泛泛不确定的概念，如果没有特殊的说明，人们很难搞清楚它是什么性质的性虐待？它更可能理解为虐恋，两者自愿参加的性行为或性活动；它可能被理解为性犯罪性质的性伤害的行为，属于违法犯罪的性侵害和性暴力的范围，如强奸、性骚扰和性暴力等；它也可能被理解为兽奸，一种摧残动物的性行为；它还可能被理解为一种摧残性器官的性酷刑，如宫刑、骑木驴等。在英文，以上这些性行为均有相对应的英文单词来表达，一词一意，简单明了。性虐待为“sexual abuse”，恋兽癖或兽奸为“bestiality”，性酷刑为“sexual torture”，虐恋为Sadomasochism，简写SM。
我们赞成把“SM”翻译成“虐恋”的做法。如果，李银河在推出“虐恋”的翻译的同时，把英语中真正的“性虐待”词汇“sexual abuse”同时推出，进行比较鉴别，就会减少人们对“虐恋”和”性虐待”的混淆，就会减轻人们对虐恋的误解，从而减少对她本人的误解。在百科全书中，就做得比较好。书中写到：BDSM（虐恋）的实践者认为它和性虐待（sexual abuse）是全然不同的两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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